一二九游行未获上级党组织批准的自主行动

来自:热点网  |  2019年11月19日

原标题:“一二·九”游行:未获上级党组织批准的自主行动

(▲1935年8月1日,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,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,发表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。史称“八一宣言”。图片来源:中央档案馆)

摘要:北平学联成立、“一二·九”游行未获得上级党组织支持,更未获得批准或授权。元老派的观点有错,并非每人全错,对发动学生以持续罢课游行的方式干革命表示质疑,有其合理性。

上级之间分歧:“少壮派”VS“元老派”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期间,中共北平市级组织的严重意见分歧始终存在,“左”的yīn影始终干扰。不仅在工作方式上不合拍,而且在生活习惯上不合拍,更头痛的是在战略方针上也不合拍。只好由上级的上级刘少奇、彭真来解决。

“一二·九”游行之前,北平临委有两派:一曰少数派,一曰多数派。

1935年,北平市委被破坏,北方局决定由未被破坏的北平tuán委为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,主持北平党的工作。是年秋,彭涛、黄敬、姚依林、郭明秋四人商量,将黄河水灾赈济会转变为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抗日tuán体。但在北平临委讨论时,分裂为两派,争论激烈,两种意见尖锐对立,无法统一、无法行动。

以临委书记王学明、组织部长朱子贞为代表的“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”,认为党员分散后,“势必会降低了党的口号,如‘dǎ dǎo国民党’便无法提,‘拥护苏维埃政权,保卫苏联’便无法提”。(姚锦《姚依林百夕谈》)

以彭涛、谷景生为代表的少数派,提出“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”的口号,临委多数派认为其右倾;提出“要求言论、出版、结社自由”的口号,临委多数派又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。

zuì终,彭涛被临委多数派扣上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大帽子,撤销其临委宣传部长的职务。蒋南翔回忆,向他布置起草“一二·九”、“一二·一六”宣言的清华学长何凤元,“可能是临委中支持彭涛的少数派”。

姚依林回忆,“由于对形势看法上的分歧,临委分裂了,连开会都开不起来。”彭涛多次催临委书记王学明开会,他就不开。彭涛就和姚依林等人商量,达成共识:“他不开会就自己干吧,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就干起来了。”

1982年8月12日,姚依林在同范瑾、兰铁白等谈话中又说:“围绕能不能举行这一次公开示威游行(指“一二·九”),北平市临委因为发生争论就不能开会,王学明放弃不管。彭涛出来说:咱们自己干吧”;北平学联“是在北平市临委临时不起作用、分裂的状况下,自己搞起来的”。

所以严格而言,北平学联成立、“一二·九”游行未获得上级党组织支持,更未获得批准或授权。在北平临委书记及多数同志的反对下,北平学联的“四大台柱”顶住压力和风险,组成一个核心tuán队全程指挥。

这“四大台柱”中,只有两个党员:辅仁的彭涛和清华的姚依林;北大的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(1932年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时被bǔ,1933年经其叔俞大维保释),女一中的郭明秋是共青tuán市委组织部长,不是党员。

1944年6月,周小舟写自传时披lù北平临委内部的矛盾:“彭、谷和我坚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,认为这样能tuán结广大学生群众。王、朱坚决反对提民主要求和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,认为当时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,而是坚持dǎ dǎo国民党的,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。”(陈家鹦《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者——彭涛》)

彭涛、谷景生、周小舟要求,将他们的主张上报河北省委裁决,临委多数派不予转递,还将三人定性为“右倾小集tuán活动”(王凡《档案解密:听昔日领导者讲述“一二九运动”》)。周小舟此时不是临委委员,但支持临委少数派,只好自己赴天津向北方局(即河北省委)报告。

1935年11月,北方局决定撤消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,新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,谷景生任书记,彭涛任组织部长,周小舟任宣传部长,同时派出联络员李常青。

北方局虽然改组北平市级党组织,没有追究惩罚擅自行动的临委少数派、北平学联,但不意味着鼎力支持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姚依林的回忆颇有微妙之处。北方局联络员李常青“找临委几个人谈话,他两边都听,……但不表示态度”;“那时北方局书记是高文华,组织部长柯庆施,宣传部长李大章。在‘一二·九’运动前,我没有听说他们表态支持。我感到北方局无明确的态度。”(彭定安《姚依林谈一二·九运动──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》)

姚依林在另一次回忆中,又说:“李常青同志对我们的行动采取中间态度,既不热情支持也不反对。”(兰铁白整理《姚依林关于一二·九运动的一次谈话》)

中国坚决抗日,符合中国利益,也符合苏联利益。1935年8月1日,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jīng神,在莫斯科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,发表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(史称“八一宣言”)。

此时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,消息闭塞,和共产国际和各地党组织联系很困难。北平党组织、左派学生比中共中央更早知道、更早贯彻“八一宣言”。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,彭涛、谷景生等临委少数派的意见是正确的,符合“八一宣言”jīng神。

“一二·九”游行之后,北平市委又有新的矛盾、新的争吵,形成两派:一曰少壮派,一曰元老派。

两派的“带头大哥”都是清华学生,前者是北平学委书记蒋南翔(清华中文系),后者是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徐高阮(清华哲学系)。韦君宜回忆:“当时把冲劲大、愿打愿拼的一伙人称为少壮派;会讲马克思主义,主张行动稳健的老资格们被称为元老派。开起会来,两派经常争吵。”(《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──忆蒋南翔》)

徐高阮等元老派公开发表《青年思想独立宣言》、《论共产党问题》等文章,鼓吹青年拒绝中共的影响,要“无条件统一”,主张解散北平学联、民先队;蒋南翔等少壮派,则强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。尽管有蒋去监狱探望徐的患难之谊,涉及原则问题,两人仍然“割袍断义”。

客观而言,元老派的观点有错,并非每人全错。前文所述的燕京党支部与北平学委关于游行的分歧,其实就是元老派朱南华和少壮派蒋南翔的分歧。朱南华和燕京党支部支持革命,但对发动学生以持续罢课游行的方式干革命表示质疑,有其合理性。

北平市委的内部矛盾已干扰正常工作。1936年六七月间,徐高阮致信北方局,“全盘否定北平市委以至全党的工作,提出‘过去全党是腐败的,旧的干部都是官僚’,‘旧瓶子不能装新酒’,主张‘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’来‘肃清旧人物’,改组北平市委。”刘少奇写了《关于北平问题》一文,批评徐高阮等人的观点,在《火线》的“北平问题专号”发表。(金冲及主编《刘少奇传》)

1936年9月,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,代表北方局到北平指导工作。化名“老魏”的彭真听取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(李大钊之子)和清华党支部书记赵德尊的情况汇报,又到清华学生宿舍平斋地下党员杨述处住了3天,实地考察清华党组织情况,找蒋南翔、徐高阮等人谈话。

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,彭真批评中共北平市委的工作,包括:不会动员群众进行公开活动,使政治斗争脱离群众的日常斗争;只注意机械地服从组织,因而束缚了同志们的创造性;一些优秀干部长期使他们闲散着,并常常打击一些干部等(赵晋《彭真七七事变前在北平》)。

彭真此行zuì关键的一个决策,是敏锐地发现北平党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学生中,学生党员占了北平党员的绝大多数。北平党内也有意见,“此后北平的学生运动,zuì好由学生运动出身的学生同志自己来领导”。

彭真向李葆华提议成立中共北平市学生工作委员会(简称“北平学委”)。第一任学委书记是黄敬,一个月后蒋南翔接任学委书记。彭真还宣布:北平学委直接受北方局领导,由他直接负责联系。

此后,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职责就由北平市委移交给北平学委,北平学联、北平民先队、全市各大中学校党支部统归北平学委直接领导。1936年12月至1937年1月,彭真在张瑞芳家两次主持召开中共北平学委扩大会,蒋南翔、黄敬、李昌等参加会议,肃清徐高阮等人错误思想的影响。

不久,徐高阮被开除出党,后在西南联大受业于陈寅恪,1949年随傅斯年去台湾任职台湾大学、“中央研究院”。

(2017年8月8日01:10,【山水微言·165】。本文为“师表校魂”大学校长系列之六,“蒋南翔史评三重奏”之青运篇,连载第9节,已在FT中文网部分发表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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